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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次见到许文丽，是2007年11月底在北京一家酒店的大堂。她与两个朋友一起，与一个匈牙利客商洽谈项目。她梳着精神的短发，一身深紫色套装，面对一份英文的现金流量表和商业计划书，用英语与对方从容交流。
第二次见到许文丽，是一个月后在内蒙古通辽火车站。严寒中，她开着一辆风尘仆仆的切诺基，穿着厚厚的羽绒服和大皮靴，在车站接上我，便直奔农机公司，给农场拖拉机买配件，给农场变压器买专用油。
从内蒙古通辽市出发，向北沿304国道行进约90公里，就是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希伯花镇。
公路两边望不到边的土地，冬天枝叶落尽。随着生态的退化，内蒙古草原出现大量荒原，当地人称之为“坨地”。仅在科尔沁左翼中旗，约1/3的地只生产沙砾和杂草。
“2000年，通辽市招商局带我们来这里考察投资。从日照、积温、降水量和土壤地貌等来看，这里的土地，远远没有转化成生产力。
我妈听说我要来内蒙古开农场，急得一晚上嘴边起了一圈水泡。第二天跟我来看这片地，说，土地是带不走的，如果你要在这里经营，就必须留下来。等这块地有价值了，你也老了。
我原来想，这就是我后半生的事业。当年沙荒地承租金，每亩每年只有5～20元。我的计划是第一年先承包3000亩荒地，造林10万棵。每年扩建3000亩，10年可建成一个3万亩的农场，拥有100万棵杨树。
为了防风固沙，林带是按网格状规划的。网格间的空地，可种植多年生牧草，通过划区轮牧的方式养牛。我算过，3万亩的林地逐年进入采伐期，每年10万棵杨树，能支持一个中型的木材加工厂。林间草场，可以存栏2000头大牛。”
“只有7500亩。我用了原计划70%的时间，只完成原计划25%的任务。照现在的情形，我们暂停了所有的扩张计划。”许文丽明确地回答着。
2001年前后，共有7家企业来这些荒地投资。如今只有满根农场存活下来，维持运转。
离开304国道，驶上青灰色乡村公路。半小时后转入坑坑洼洼、没有方向的辽阔荒原。一群红白花或黑白花的牛，在树林里寻找从积雪中露出梢头的枯黄牧草。
冬天的原野阴郁萧瑟，灰蒙蒙的。机器声慢慢的接近，色彩也生动起来。路边铺着大片澄黄，那是牛群过冬的食物——25万捆秸秆。黄色尽头，是一栋亮眼的房子，红色彩钢瓦屋顶，淡黄色墙。屋檐下一口接收卫星电视的大锅。
这就是满根农场的场部。红色砖墙围起一个约2000平方米的院落，大门是雕花的铁艺栏杆，进门处对称立了一排铁杆。一到夏天，铁杆上缠绕青翠的植物，搭成绿色的拱棚。
西边，是占地50多亩的养牛场，有9排50米长的标准化牛舍和3个敞开式大牛圈。北边，是一排高大的库房和一个100多平米的饲料加工车间，库房里有两台大型拖拉机。车间和库房后面，是两个40多米长、8米宽、2.5米深的青贮壕。其他的还有10个30立方米的青贮窖，里面都已储满加工好的青贮饲料。
东边是新盖好的一排房子，大约有400多平米，包括职工宿舍、餐厅和两个机加工车间。从大门向南望去，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层层叠叠的树林。
农场家庭只有两口人，38岁的许文丽和她的丈夫朱东。许文丽短发，个子不高，但性格坚强。她负责农场的日常管理和对外联络。朱东总是戴一顶棕黑色的毛皮帽，穿深蓝色棉夹克。他是农场的兽医、电工和机械师，负责一切技术活。
他们都是中国人民大学1988级学生。许文丽学工业经济。朱东是国际金融专业，毕业后曾在一家国有大型航运公司从事金融工作。
来通辽前，他们都只在画片上看过牛。现在，他们已成为种树和养牛的行家，衣服下摆和皮靴上，沾满农场必不可少的碎屑：黄色是秸秆碎末，棕色是牛粪渣或泥浆，白色是给小牛喂奶沾上的奶星。
气象台刚发布大风寒潮警报：三天后夜间温度将降到零下20度。农场有很多事情得准备：野外的牛群要赶回场部，牛群按怀孕、即将临产、哺乳期的母子、断奶的大牛犊、身体强弱等分成五群，分别关进牛舍，用青贮玉米、粉碎的秸秆和精饲料混合饲喂，直到明年春天冰消雪融，牧草返青。
这是7年前当地人对她的称呼。7年之后，“北京小姐”成了许经理，当地人成了满根农场的工人。
他们悄悄观察着“北京小姐”的生活：刚来时可年轻了，像个大学生。现在长胖了，得有106斤。屋里铺木地板，还有一架钢琴。开一辆1997年买的北京吉普，雨刷不好用，右边车门必须掌握一种精确的平衡技巧才能打开，后车门得从车里打开。
她从小生活在中国科学院。父亲是联想集团成立初期香港研究发展部的总工程师。许文丽从父亲身上看到上一代知识分子改革创业的艰苦。“那时我爸已经50多岁，带着几个年轻人去香港建立联想的研发部门，租很便宜的集体宿舍，每天挤地铁上班，下班回家自己做饭。”
“我大学时常去国企参观实习。我觉得国企肯定搞不好。我去过一家国有钢厂，在车间里转一圈，觉得捡破烂都能成百万富翁。”
“1992年毕业分去首钢，我没去。我想过自由而自主的生活。我和丈夫有个约定，以毕业5年的1997年为界。如果我用创办私营企业赚的钱先买房子和汽车，他就辞职加盟。如果单位先给他分房子和汽车，他就在单位干下去。”
1994年，许文丽在北京成立一间礼品公司，五年时间内赚得千万。1997年，朱东从国企辞职，加入许文丽的公司。
准备晚饭时，许文丽说起自己最喜欢的俄罗斯文学。“看了《复活》，很感动，觉得那是一个伟大的民族。主人公在救赎女囚犯的同时，自己的生命也得到救赎。”
许文丽，红色夹克衫，黑色牛仔裤，系着纱巾，站在一辆红色拖拉机上。拖拉机后面是一片荒地，只有六道新土的犁痕，这是为造林开的树沟。更远处隐约的几个小黑点，那是六座坟，一间土坯房。春天的科尔沁沙地，正在刮一年一度的沙尘暴，天地一片昏黄。许文丽兴致勃勃地忙碌着，尚未预感到道路的漫长与艰辛。
这是一张2001年4月18日的照片——满根农场刚开建:没有树，没有草，没有电，甚至没有住的地方。
刚来时，当地林业局告诉许文丽，荒原上每亩地的造林费大约是200元，包含树苗、机耕、栽植和最初两次灌溉的费用。缺乏农业生产经验的许文丽，认为成本很低。干起来才知道，还必须打深井，配套灌溉设施，前三年每年至少浇5次水，加上修枝、打药、看护、10年的土地承租金(累计200元)等，以每亩地造林80棵计算，10年下来每亩累计成本在1600元左右，而且此费用的75%都发生在前3年。
反过来又一算，1600元10年换来80棵树，每棵树的成本20元，售价可达60～80元；如果做深加工，每棵树的价值可达150～200元。许文丽又满心欢喜地干起来。
当地蒙古族老人告诉她，她所承包的这片沙荒地，上世纪50年代是一片茂盛的草场，有许多野生的榆树和山杏，灌木丛中有野兔、狐狸，还有鹰。50年来，这里人口增长了50倍，灌木都被人们砍去当柴烧。60年代以粮为纲，将这里几千亩湿地草场翻耕种水稻，没过两年，湿地草场全部盐碱化。分包土地以来，陆续有人将这几千亩退化的坡地草场翻耕，种植绿豆。几年下来，土地全面沙化……
听着老人的叙述，许文丽更加相信这土地的潜力。2001年4月，造林之后就将这几千亩土地用围栏围封，禁止耕种和放牧。到2003年秋季，不仅首批种下的10万棵树长了起来，3000亩土地也覆盖了草皮。
许文丽说：“我仅仅是还原了这块土地应有的价值。我们这儿，本就应该是一块美丽富饶的土地。”
2004年，许文丽又承租相邻的4500亩荒地，两年栽下10万棵树。再后来树成林，于是野兔回来了，狐狸回来了，鹰也回来了，林子里还有刺猬和许多不知名的鸟。
2004年，许文丽开始建养牛场，从100多头发展到400多头。最早买来的母牛已经在农场生下第三个牛犊。在这里出生的第一个母牛犊，也马上就要做妈妈了。
2007年底，站在2001年4月18日照片的位置看过去，最早栽下的一批树已有碗口粗细，四五层楼高。夏天到来，农场染上大自然的颜色，蓝天白云，绿草黄花，树木和牛群充满生机。农场的生活呈现出许文丽想要的“自由而自主”。
2003年，许文丽和朱东在土坯房的位置建起新房。房子是他们自己设计的，单层砖墙，靠烧小锅炉取暖。
没人告诉他们，一栋建在荒原中央的单层砖房，在零下20度的天气里无法保暖。“冬天应该对房子进行保暖改装，在外面围上泡沫板。但造房子时屋顶和地板没做保暖处理，热量还是会流失，只能多烧煤。”朱东说。暖气管烧得烫手，但热量很快通过单层砖墙渗透到外面，屋里必须偎着电热器才感觉温暖。
2007年12月28日，大风雪开始了。风在荒原上空滚来滚去，撞到场部的彩钢瓦顶上，发出打雷一样的噼啪声。大风经常导致停电，而锅炉的热水需要依靠电力在暖气管内流动。最糟糕的是半夜停电。有一次，朱东不得不半夜去工人房挤热炕。
冬天是农闲季节，场部不过十几个工人，“邻居”在几里地以外，也少有客人。生活的主要乐趣来自于农场最多的动物——牛。许文丽给牛起了“美人系列”的名字，比如“白美人”“黑美人”“大花美人”。
早上赶牛出栏，她会满心欢喜地赞叹：“看，多漂亮，大眼睛，双眼皮，多美的身材，犄角也好看。可不是每只牛都当得起‘美人’的称号。”
“笨熊”的妈叫“熊猫”，长相憨厚，敦实，一边一个黑眼圈。它已经为农场生下三个牛犊，分别叫：“小熊猫”“小花熊”“小笨熊”。
冬天是小牛犊出生最频繁的季节。2007年的最后几天，每天都有小牛出生。有时候，值班的工人，会在凌晨4点敲许文丽的窗户，说“又有牛犊子生下来了”。每只小牛出生，许文丽都得亲自去照看。
小牛刚生下来，身上沾满液体，需要母牛及时舔干，不然会被冻死。碰上生第一胎或母性不强的母牛，就得把牛犊抱进屋里，许文丽和工人一起帮小牛擦干身体，甚至要挤母牛的初乳，人工喂两次小牛，直到它能自己站起来采食母乳。
他们的养牛场从规模到资质已很出众。2006年11月，他们应德国宝牛育种中心邀请，赴德国参观汉诺威欧洲畜牧业展，考察巴伐利亚州的私人养牛场和宝牛育种中心。
2007年7月，中国与德国巴伐利亚州签署合作育种协议，决定对中国现有的西门塔尔牛进行杂交改良试验，共同培育适合在中国长期繁衍的乳肉兼用型西门塔尔牛。
满根公司已通过项目组的考评，成为内蒙古东部地区顶级规模的科技示范场。杂交的牛犊将在2008年6月陆续出生在满根农场的牛舍。
离2008年还有4天，一只刚出生不久的小牛被大牛踩伤了，瘫在地上呕吐，发抖。朱东一边查阅《兽医内科学》，一边试着给小牛喂云南白药、糖水、牛奶。小牛依然一天天委顿下去，皮毛光泽渐失。书上最相似的病症是肝破裂，农场没有条件为内伤施行手术。3天后，小牛死了。
2007年12月30日，大风铺天盖地，气温零下十几度。积雪像流沙一样，顺着风势乱走。
依然有村民在风雪中放自己家中的10来只牛。积雪下的杂草已经枯黄，牛和人一样瘦削，在风雪中站立。他们有一种让人惊叹的生存能力。夜里在没有一点目标和辨识物的雪原上，也能走回家。城里来的人，像寒号鸟一样缩在车里哆嗦，却看见村民在风雪中打马跑向天边。
在破烂的乡村土路上，许文丽一边开车，一边说：“古时候这里就是曾经打败大宋并掳去皇帝的辽国。在这里你不能软弱，必须坚强。每当看到这个地方的农民一年又一年、一代又一代地耕作下去，就觉得他们似乎已丧失择业和迁徙的能力。他们大多数对自己的处境毫无知觉。”
从前的战士，现在成了贫穷的老乡。老任是满根农场最全才的工人，会养牛、做饭、开拖拉机、修机械。来农场前，他是村支书。他所在的村，自1996年实行“均分耕地，承包权30年不变”，按7亩/人均分农田，每亩地年纯收入不到300元。
引入机械化播种、耕作、收割，每个农忙季只需要几天时间。喝酒和麻将就成为当地最盛行的生活。朱东说起老任，“随时去他家，都摆着一桌麻将”。一圈麻将，输赢最高200元。
说着，车开过农场北面一个无人的院落，“这里以前住的邻居，40多岁，有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。他们夫妇拼了全家的力气，供儿子念书。儿子补习到第三年，考上南方一所本科大学。7年间为他花去11万元，其余四口每年只靠8000多元维持生产和生活。
儿子毕业，在昆明找到一份好工作，三年后接父母去养老。老两口兴高采烈地卖掉牛、房子，转包土地，带着十几万元去昆明买房安家去。临行前对我说：‘许经理，我就不明白你到我们这儿来干吗？你原先待的地方，我们想去还去不了呢。’
显然他对农耕生活充满厌倦。这令我想起德国的农场主们，坐火车或开汽车，带孩子去汉诺威看农牧业展。他们个个神采奕奕、兴致勃勃。他们多半受过高等教育，既是农机手，又是本行的专业技术人员。他们个个有别墅，有汽车，有稳定的收入，有体面的生活。”
原先说起“许经理”的农场，老乡们会露出不屑的神色：“那都是坨地，好地哪能给她啊。”但现在一说起农场的收入，老乡们又会露出羡慕的神色，“可赚大钱啦，一年得有几十万呢”。
开车在满根农场巡视，会发现不要说3万亩，7500亩也已经大得一眼望不到边。它相当于澳门的五分之一。
来到农村，许文丽才知道，她所租赁的土地属于集体所有。根据现行乡村自治法，村民委决定集体财产怎么样去使用，村民委三年一换届。与他们签约的那届村民委，一是为了推掉林业局分配的造林治沙任务，二是为了筹集资金给村上的小学盖新教室，都同意将村上这片最大的沙荒地承包给满根公司。
2004年，村民委换届。有一天，新村主任的一个亲戚来满根公司偷东西，被朱东送交派出所。新村主任认为丢面子，便鼓动亲信劝说村民委更改合同，重分满根的土地。在当地政府领导的干预下，这件事迅速平息了下去，但许文丽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。
即使一切顺利，满根农场的土地，也只是承租30～50年。由于“得不到完整的产权”，她决定不再把满根农场的模式复制到更广袤的荒地上。
农场能否获得采伐证，也是个不确定的问题。栽树的人等待10余年想采伐变现，必须向旗林业局申请采伐证。2008年看来是个好年头，2006年种下的最后一批树到了的时限，木材的价格也比2001年上涨了一倍。但每年旗里的采伐证指标有限。
满根农场的树，还承担着防风林的任务。它不仅是招商局引进投资的成果，也是通辽市林业局“5820造林治沙工程”的一部分。招商局当年的承诺，到了林业局、土地局等部门，根本就没有效力。
7年来，在这7500亩土地上，满根公司累计投资超过1000万元。这全是北京公司的自有资金，没有一分钱的贷款。
“这里的农业银行，因早年坏账太多，早已被上级剥夺审贷和放贷权。它们的职能就是吸纳储蓄和提供汇兑服务。其实质就是从原本贫弱的乡村抽血，继续输往城市，继续扩大城乡差距。”朱东到底是学金融的，说话言简意赅。
西部开发正陷入一种矛盾：土地惊人地便宜，却在制度捆绑下，受制于各种行政利益。这为经营增加了一笔难以预料和估算的成本。7年里，满根农场在技术上日趋成熟，规模上却走到“极限”。
2007年12月29日，风雪慢慢的变大，野外放牧的牛赶回了场部。虽然储存了25万捆秸秆，但到明年牧草返青前，对400多头牛的食物问题，许文丽丝毫不敢懈怠。水源决定牧草返青的时间，水源边的草地总会最早变绿，但离满根农场最近的苏吐水库和胡里斯台水库都干涸了。
在内蒙古2001年出版的地图上，还能够正常的看到苏吐水库和胡里斯台水库的名字。现在，它们慢慢的变成了几万亩玉米绿豆的种植区。上世纪50年代，西辽河上游修了红山水库，截断了水源，再加上天干，水库干涸，附近的村民便在水库底刨土种地。
西部地貌的变化正在演示一个制度悖论：过度管制和管制无效。在土地集体所有制下，没有人是土地真正的主人，没有人去养护土地。所有荒地归各村民委对外发包，承包者年限不同，手段各异，但目的都是短期内从土地中获得最大价值。最后的结果就是土地几乎一年一变：从池塘变为耕地，从草场变为碱地，直到地力耗尽，成为一片沙砾的坨地。
仅希伯花镇的40多万亩土地，就有20多万亩都是荒地，满根农场不过是其中的三十分之一。“把这些荒地按5元/亩的价格出租，比全旗一年的财政收入还多。”许文丽说。清朝这里的王爷每年向朝廷纳贡。现在，国家为了发动当地人种树治沙，每年要为这些荒地补贴大笔钱。
“这些土地都没有发挥出它应有的价值。”许文丽说。场部的书柜里有一摞农地制度和农村基层政权书籍。她还写了一篇《西部水土退化的制度性因素及对改良办法的建议》，阐明她对“制度制约土地生产力”的看法：“如果土地的产权明确并受到法律严格保护，有充分的经营期限，允许自由流转，土地就可以集中到热爱它的人手中。”
饭桌上，他们说起前两天被大牛踩到肝破裂的小牛犊。“犊牛岛还是很必要的。”朱东说。犊牛岛是德国农场为刚出生牛犊准备的单间窝棚，这样做才能够避免被大牛误伤。
技术是朱东的专长。1997年，他从中远公司辞职去许文丽的礼品公司，为公司建设起内部网络，实现无纸化办公。现在，他用POCKET PC——一台使用微软操作系统的黑色掌上电脑简化和村民之间的买卖。
当地收秸秆按面积计算。传统方法是用50米/根的绳子测量。有一次用绳子测出总长是550米，而朱东用POCKET PC定点测出的长度是600米。最后发现是村民少数了一根绳子。从此，满根农场的买卖，没人再怀疑朱东手里的黑色小方盒。
从德国带回的图纸中，有一张现代农场的整体示意图，那是一整套由沼气发动的能源启动设备。他们参观的这家农场只有80头大奶牛，1500亩地，只相当于满根农场1/5的规模，每年却有80万欧元的产值。
一个高效的现代农场，曾是许文丽和朱东共有的愿望。但他们决定不再为只有50年有效期的土地增加投入，“顶多再加一台灌溉机，一间大牛舍和一台挤奶机器。”
满根农场的喻意是“根系丰满，枝繁叶茂”。7年之后，农场就已生长到极限。许文丽现在觉得母亲说得对，土地是带不走的，和一块不属于自身个人的土地无法共老。
我问道：“后悔吗？”朱东说：“干的都是正事，没什么好后悔的，就没有在北京时收入多。”
许文丽说偶尔回到北京，看到有些洗浴中心和娱乐城装修得金碧辉煌；回过头来看内蒙古的小学、医院，却如此简陋，设施严重不足。看到一些时尚消费类的杂志，纸张印刷如此精美；回过头来看内蒙古的孩子，课本是简朴的，没有课外书，有的连练习本都买不起……
不过，她仍然觉得这块土地有希望。如果把满根农场比做一个荒地生产力的实验，“我觉得，技术上的目标都实现了，满根农场证明了这些土地是可以产生价值的。”
上世纪90年代，许文丽初涉商海，去东南沿海谈生意，看到民营经济，起步时筚路蓝缕，但星火燎原，成为了国民财富的爆发点和制度改良的推动力。
十几年后，东南沿海财富过度集中，成为资产泡沫的发源地。股市、楼市，每个被钱追逐的领域，资产价值在成倍上涨，这让许文丽“目瞪口呆”。“城市里的钱太浪费了。在西部，我才投入一千多万，土地上已经有了这么多收入。在东南沿海，有一千万的人太多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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